從調音到放下——專訪鋼琴調音師許建弘
因緣際會，我有機會去灣仔一間咖啡店Glue咕嚕館中的Phi Music Lounge欣賞一場音樂沙龍，由鋼琴家王致仁跟現場觀眾近距離互動。比起演奏者，我對Phi Music Lounge這個別緻的場地印象更深刻，有種別有洞天的感覺。
完場後，主辦者許建弘（Kevin）主動跟我傾談，我才知道他是一位鋼琴調音師，這令我好奇為何調音師會主動舉辦音樂會，再談之下發現這個場地竟是「前景未明」，於是決定訪問Kevin，瞭解一下詳情。
跟Kevin傾談，不得不提對他影響極深的伯父許君賢，他是本港資深的調音師，幾年前因病逝世，當時香港電台第四台也在Facebook上悼念他，足見他備受尊敬。年幼時，當伯父去香港演藝學院工作，會帶著Kevin一同前往，因此Kevin很早已受到音樂的薰陶，也從伯父口中聽到不少音樂故事，讓他心往神會，種下調音的種子。
會考後，Kevin報讀了香港浸會大學音樂預科課程，同時跟伯父學習調音。但他自言初時以調音維生是迫於無奈：「雖然我有意當調音師，但當時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學位比較好，可是自己當年經濟一科不合格，不合乎那時候該課程上大學的要求，考不上大學，只好出來工作。」Kevin用「痛苦」來形容初時的調音工作，一來自己手藝未精，效率差，二來客源不多，收入有限，更甚的是社會複雜，有人以有色眼光看調音師的工作，認為是「讀不成書」的人才做的，使Kevin感到不受尊重。
在社會工作久了，Kevin逐漸變得害怕面對社會，除了工作，其餘時間都想留在家中，如像一位「宅男」。話雖如此，家人知道他心底裡是想讀書的，於是鼓勵他重返校園：「我後來選擇到香港教育學院讀音樂教育，是因為從前遇到幾位好老師，就算我讀得很差，他們也沒有放棄過我，無私地教我，啟發我自學的興趣。此外我覺得音樂不止於表演，還有一些核心價值，成為老師便能教學生這些東西。」
於是Kevin重返校園，全職讀書之餘仍有繼續調音工作，所以同學時常不見他上堂，但老師都知道他很努力，讀得不錯。教院畢業後，Kevin去了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這又是受到伯父的影響：「他是很厲害的人，但教授的方式很傳統，不會明言，只能神會，於是令我很好奇，很想透過讀書追尋他的思想。所有我去做研究，去寫自己喜歡的東西，同時追尋我讀音樂的原因、人與音樂的關係和意義。」
不過Kevin最終沒當上老師，畢竟當時的調音工作足以維生，而且若選擇做老師，多年建立的網絡會全無了，在兩者只能擇其一的情況下，他選擇繼續做調音師，希望傳承伯父的精神。
從調音到沙龍
既然Kevin決定當調音師，為何他會打算搞音樂沙龍？「我在學生時期已經很迷沙龍，那是蕭邦、李斯特經常演出的場合，他們是給觀眾圍著。因此我在想音樂家是不是一定要高高在上？他們可否『落地』多一些——這不是說派免費門票給觀眾聽音樂。」及後Kevin到奧地利交流，他感到音樂在當地是融入了日常生活中，顯得較平等，這種文化氛圍令他很嚮往。「我跟香港人和音樂家談及這種氛圍時，大家都會覺得『好正』，然而大家都不是朝那個方向前進。」
另一個促使Kevin搞音樂沙龍的，是樂壇前輩羅乃新。Kevin是在中大求學時認識羅乃新，他跟羅乃新上的第一節課使他印象尤深：「她問我們為何在這裡，各人回答後她沒有正面回應，其實她是讓我們反思學習音樂與生命有甚麼關係。」Kevin甚至形容羅乃新為德蘭修女，皆因覺得她是獻身在維持音樂中的良好價值，這點令Kevin非常感動，把她跟伯父一同視為偶像，同時鼓勵他透過舉辦音樂沙龍，去推動「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理想，冀望能將音樂家與觀眾互相拉近一步，使前者更落地、「常人化」，而不是高高在上。
使音樂更貼地
但要實現這個夢想談何容易？幸好Kevin有朋友在做共享空間生意，並在灣仔電器街開新舖，於是跟Kevin合作，預留一個房間給他舉辦音樂沙龍，那就成了Phi Music Lounge。不過，雖然新舖早於去年十二月開張，但第一場音樂沙龍是在半年後才舉辦，平時這個空間便留給客人租用。
半年來，Kevin共舉辦了十一場音樂交流會（訪問時還將有一場），每月平均有一至兩場，當中參與的表演者大都是認識的，不過無論認識與否，他都會親自拜訪表演者，當面介紹自己的理念，希望對方嘗試一些從未做過的表演形式。「這是有難度的，不是所有表演者都能親自講解，這是另一種技巧。」
舉辦過多場音樂會，有幾場令Kevin印象深刻。第一場是一位浸大同學的大提琴表演，表演者拉奏拉赫曼尼諾夫的作品前，先介紹作曲家曾患有抑鬱症，觀眾完場後表示感覺很震撼；另一場是大提琴家David的演出，當時香港正值動盪時刻，他演奏巴赫的作品，並介紹昔日傳奇大提琴家Rostropovich在柏林圍牆前拉奏巴赫的作品，使人感受特別；還有一場就是王致仁音樂會，這場是比較接近Kevin心目的理想形式，藝術家跟觀眾有多些交流。
學習過程
不過搞音樂會始終不是Kevin的專長，他是邊做邊學，由拍照、設計海報、宣傳、燈光等，全都是「一腳踢」。他還曾舉辦過一過午餐音樂會，跟餐廳合作，為觀眾預訂膳食，並在Phi Music Lounge裡放置桌椅。意念看似簡單，但準備過程吃力。然而最大問題是觀眾的習慣：「觀眾在現場不敢吃飯，覺得吃飯是不尊重表演者。我想他們需要多些時間去適應，因此其它沙龍會提供免費飲品，讓他們習慣。」
要自己一人籌辦音樂會，必定遇到各種困難，而Kevin覺得其中一個難處是時間，他本身有工作，還要抽空跟音樂家溝通，希望他們有新方式去表演，這已經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神。另一個難處是觀眾：「香港人實在太忙，很難令他們抽空出席，最心灰的是有一次要免費派票，這令我反思自己是否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然而，每次音樂會過後，看到音樂家與觀眾產生共鳴，而且藝術家和很多觀眾都反映音樂會引發他們思考和討論，這使Kevin十分感動。
不過在香港搞文化藝術的最大難處，當然是租金問題及香港人需要時間去適應新的文化空間和活動，目前Phi Music Lounge的營運因此而面對極艱巨的挑戰。話雖如此，Kevin還是很感謝朋友的支持，儘管他們不懂音樂，也願意放手給Kevin一試。
回顧半年來的努力，他感到自己能實踐夢想，便應當知足，又從中經歷過各種現實，加上香港正值動盪時刻，Kevin倍感個人的渺小。「我學習到放下，這不同於放棄。我感覺自己成長了，好像一首音樂完了其中一個樂章。」雖然不肯定能否繼續舉辦音樂沙龍，他依然希望音樂能夠生活化，拉近人與人的距離，讓香港更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