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音樂歷史與故事的周光蓁

這次訪問在周光蓁的住處進行，他的客廳一邊是兩幅「書牆」，放滿各式各樣跟音樂相關的書籍，切合他作為香港大學歷史系音樂史博士的學者身份，而客廳的另一邊，則全是唱片，反映出他作為資深樂評人的身份，而他多本跟音樂歷史相關的書籍，就是在這個充滿古典音樂與學術氣息的空間中完成。

周光蓁的著作包括《中央樂團史1956-1996》、《一位指揮家的誕生——閻惠昌傳》（下稱《閻惠昌傳》）、《香港管弦樂團四十周年誌慶特刊》，以及最新出版的《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下稱《前世》）。對於能有機會書寫這些歷史書籍，他表示相當珍惜：「我為了寫《前世》，前後向我工作的公司南華早報請了一年的無薪假期，甚至連辭職信也準備好。幸好他們很開明，可以讓我停薪留職。而這個計劃的任務是要拯救歷史，從那些快將離我們而去的老前輩口中，找回那些逐漸被遺忘的歷史，拯救幾多得幾多。」事實上當初在訪問名單上的作曲家于粦，他本人相當支持《前世》，無奈當時身體欠佳而無法接受訪問，最後在書本面世前去世。另一樂壇前輩費明儀，也是這項計劃的推動者，雖然為周光蓁提供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可惜亦無法看到書本的出版。

把學術接連民間

要書寫這些歷史書籍，少不免要面對海量的資料，修讀音樂史出身的周光蓁，過往的學術訓練幫了他不少。他於美國夏威夷大學研究院畢業，在那裡學習到如何閱讀舊報和其他資料，由大量資訊中作出總結，又從他的老師Prof. Barbara Smith及Prof. Daniel Kwok學習到如何理解音樂歷史與一地狀況之間的關係。他當時做的碩士論文是關於文革期間的音樂，期間讓他深切感受到音樂與歷史之間的微妙活動，他亦很享受那個過程。

儘管是學者出身，周光蓁卻堅持學術性的東西不應只放在圖書館，或是學術的「象牙塔」內，而應流入民間：「學術與民間兩者並不矛盾。」他以自己的博士論文，也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央樂團史》為例：「我不甘心拿了學位後，那本書只能留在書架。我覺得那段歷史要讓民間的人看到，所以我堅持學術研究民間化。」而且他覺得他所做的事壓根兒就是關於十分尋常的事：「聽音樂會根本是民間尋常事。正如我對中央樂團的認識就是1986年的一場音樂會，當時聽到他們的演出，感到十分震撼，覺得他們非常厲害，因此對他們很感興趣。這種興趣不只是學術上，而是出於音樂愛好者的興趣，這兩件事是共通的。」

因此，周光蓁書寫那幾本書時，他能是從學術層次入手，運用自己從學校學到的處理眾多文獻資料的手法，經過消化後，用民間的角度寫出來，他要求自己的文字具可讀性的，否則只是在浪費時間。對此，周光蓁在南華早報8年的日子幫了他不少，因為每次完成文章後，都會經過兩次的編輯，他將編輯過的文章與原來的作比較，便知道如何將關於理論的文字，轉為平民化，從中他獲益良多：「不要以為成為博士就是非常厲害，要寫出簡單、吸引、具可讀性，讓人想讀下去的文章，絕不容易。因此我很感恩既能在學術的高度看下來，又能在地面看草根的東西，在兩種層次自由遊走。」

先寫大事記

本著要接連學術與民間的原則，周光蓁書寫音樂歷史書籍時，都是先從大事記入手，刻畫當時的實際情況，從中掌握到時代的脈絡，藉此向老前輩們問問題：「不要期望他們甚麼都記得，但如果你腦中已經有一個框架，他們說甚麼，都能對應那個框架，先後次序很清晰，所以這個功夫不能少。」

以《前世》為例，周光蓁先聘請兩名研究助理，並給他們大量的關鍵詞如鋼琴家、合唱團，讓他們從中文與英文舊報中搜尋所有相關報導。二人花了三、四個月，找到大量資料，令周光蓁大吃一驚：「看著大量的史料，我感覺像面對散落在地的拼圖，現在要慢慢地將它們砌起來，這個過程很辛苦，花了十個月才完成大事記。」

至於《中央樂團史》，周光蓁同樣先從大事記入手，單是這部分已長達八十多頁，連出版的三聯書店也提議將它放上網，因為它不算是書的主要內容，而是附錄，這樣做可減輕成本。但周光蓁如上述般堅持「學術民間化」的原則，希望一般人能從中認識樂團的發展，學者也能從中獲得各式的參考資料，方便研究，因此最終還是保留這個大事記。

周光蓁寫《閻惠昌傳》時則採用另一種的做法，他是先聽閻惠昌說自己的故事，然後再去考證的：「因為這本書是以閻總的個人傳記為出發點，而另外兩本書是關於集體的書寫，情況複雜得多。這好比拉奏單音與雙音的分別——拉和聲的難度較高，一條旋律線便容易得多，只需在進展過程中加上一些裝飾音來潤飾，所以整本只花了三個月便完成。」

當一位「歷史偵探」

作為書寫歷史的人，落筆除了要注重文字的可讀性，更要確定資料的準確性，否則便會誤導後世。因此周光蓁總是憑著閻惠昌的記述，走到圖書館查證，譬如閻惠昌憶述當時他辭任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時，連北京官方媒體《瞭望雜誌》也有報導，最後周光蓁抱著懷疑的態度去查，果真有其事。事後周光蓁把那段報導的副本交給閻惠昌看，反令他十分意外。

有時這種如像偵探的工作，不但能核實資料的正確性，還能帶來滿足：「我訪問盧景文時，他十多歲時曾為南華日報畫漫畫，但他沒有留下剪報，只記得大約的年份，欄目叫『Pablo』，並用自己的本名，於是我回公司檔案室找，果然找到出來。我把資料交給盧校長，他高興到不得了。當看到他的笑容時，作為研究員的我是十分滿足的，那是金錢無法比擬的。」

除了核實外，周光蓁也可在史料中獲得意想不到的發現：「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間，香港有不同的英文報刊如China Mail、Hongkong telegraph等大報，南華早報當時只算是小報。令我感觸的是當時的音樂活動對那些英文媒體來說是很重要的，因此會詳細報道，除了紀錄音樂會曲目，甚至連樂團的樂手名單都會刊登。」周光蓁便根據那些人名作研究，發現當時樂手的流動性很大。

又例如透過黃志華在《前世》中的專文《不見經傳的三十年代音樂社熱潮》，周光蓁認為打破了一般人對「港英殖民化」的觀念：「所謂殖民化，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文化施加在被殖民者身上。但原來當時的華僑日報每天登粵語歌詞，香港電台設有粵語歌時段，這是不是殖民者應該做的事？所以這次研究能幫助我們看到從前音樂文化的光譜有多寬，也不能將『港英殖民化』看得如此簡單。」所以說周光蓁不只紀錄歷史，同時在還原歷史真相。

那些留下來的……

每次完成一本書，總會留下大量珍貴的資料，例如一整箱關於中央樂團的剪報、逾千小時的訪談錄音。可是周光蓁現在每天仍相當忙碌，只好將這些原始資料放著不動，他期望有天有時間整理後，將它們捐贈去值得收藏的地方。

除了捐贈外，他還有另一個想法：「我把《前世》的兩位研究助理所找到的資料全保留下來，如果把那些資料原始地陳列出來，應該會頗有意思的。不過若果要這樣做的話，可能便不是做幾十年的，而是整個世紀去做，我肯定當中會有更多值得看的東西。」

後記：

每當說起歷史、寫作等詞彙時，總予人一種很「重」的感覺。但跟周光蓁這位多次書寫歷史的人交談，卻有種輕鬆的感覺，大概是因為他真是樂在其中。他多番表示十分享受過程，例如曾為寫《閻惠昌傳》，一直寫到聽到屋外的鳥鳴，才發現原來已經天亮了。而且他把那些歷史化成一個個故事，當中有悲傷的故事、歡樂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沉重的故事，而他收集和述說那些故事的情況，又成為另一個故事（例如他從明儀合唱團的文件夾中，取出費明儀親筆批改的報告），因此能令人百看不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