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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音樂歷史與故事的周光蓁


這次訪問在周光蓁的住處進行,他的客廳一邊是兩幅「書牆」,放滿各式各樣跟音樂相關的書籍,切合他作為香港大學歷史系音樂史博士的學者身份,而客廳的另一邊,則全是唱片,反映出他作為資深樂評人的身份,而他多本跟音樂歷史相關的書籍,就是在這個充滿古典音樂與學術氣息的空間中完成。

周光蓁的著作包括《中央樂團史1956-1996》、《一位指揮家的誕生——閻惠昌傳》(下稱《閻惠昌傳》)、《香港管弦樂團四十周年誌慶特刊》,以及最新出版的《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下稱《前世》)。對於能有機會書寫這些歷史書籍,他表示相當珍惜:「我為了寫《前世》,前後向我工作的公司南華早報請了一年的無薪假期,甚至連辭職信也準備好。幸好他們很開明,可以讓我停薪留職。而這個計劃的任務是要拯救歷史,從那些快將離我們而去的老前輩口中,找回那些逐漸被遺忘的歷史,拯救幾多得幾多。」事實上當初在訪問名單上的作曲家于粦,他本人相當支持《前世》,無奈當時身體欠佳而無法接受訪問,最後在書本面世前去世。另一樂壇前輩費明儀,也是這項計劃的推動者,雖然為周光蓁提供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可惜亦無法看到書本的出版。

把學術接連民間

要書寫這些歷史書籍,少不免要面對海量的資料,修讀音樂史出身的周光蓁,過往的學術訓練幫了他不少。他於美國夏威夷大學研究院畢業,在那裡學習到如何閱讀舊報和其他資料,由大量資訊中作出總結,又從他的老師Prof. Barbara Smith及Prof. Daniel Kwok學習到如何理解音樂歷史與一地狀況之間的關係。他當時做的碩士論文是關於文革期間的音樂,期間讓他深切感受到音樂與歷史之間的微妙活動,他亦很享受那個過程。

儘管是學者出身,周光蓁卻堅持學術性的東西不應只放在圖書館,或是學術的「象牙塔」內,而應流入民間:「學術與民間兩者並不矛盾。」他以自己的博士論文,也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央樂團史》為例:「我不甘心拿了學位後,那本書只能留在書架。我覺得那段歷史要讓民間的人看到,所以我堅持學術研究民間化。」而且他覺得他所做的事壓根兒就是關於十分尋常的事:「聽音樂會根本是民間尋常事。正如我對中央樂團的認識就是1986年的一場音樂會,當時聽到他們的演出,感到十分震撼,覺得他們非常厲害,因此對他們很感興趣。這種興趣不只是學術上,而是出於音樂愛好者的興趣,這兩件事是共通的。」

因此,周光蓁書寫那幾本書時,他能是從學術層次入手,運用自己從學校學到的處理眾多文獻資料的手法,經過消化後,用民間的角度寫出來,他要求自己的文字具可讀性的,否則只是在浪費時間。對此,周光蓁在南華早報8年的日子幫了他不少,因為每次完成文章後,都會經過兩次的編輯,他將編輯過的文章與原來的作比較,便知道如何將關於理論的文字,轉為平民化,從中他獲益良多:「不要以為成為博士就是非常厲害,要寫出簡單、吸引、具可讀性,讓人想讀下去的文章,絕不容易。因此我很感恩既能在學術的高度看下來,又能在地面看草根的東西,在兩種層次自由遊走。」

先寫大事記

本著要接連學術與民間的原則,周光蓁書寫音樂歷史書籍時,都是先從大事記入手,刻畫當時的實際情況,從中掌握到時代的脈絡,藉此向老前輩們問問題:「不要期望他們甚麼都記得,但如果你腦中已經有一個框架,他們說甚麼,都能對應那個框架,先後次序很清晰,所以這個功夫不能少。」

以《前世》為例,周光蓁先聘請兩名研究助理,並給他們大量的關鍵詞如鋼琴家、合唱團,讓他們從中文與英文舊報中搜尋所有相關報導。二人花了三、四個月,找到大量資料,令周光蓁大吃一驚:「看著大量的史料,我感覺像面對散落在地的拼圖,現在要慢慢地將它們砌起來,這個過程很辛苦,花了十個月才完成大事記。」

至於《中央樂團史》,周光蓁同樣先從大事記入手,單是這部分已長達八十多頁,連出版的三聯書店也提議將它放上網,因為它不算是書的主要內容,而是附錄,這樣做可減輕成本。但周光蓁如上述般堅持「學術民間化」的原則,希望一般人能從中認識樂團的發展,學者也能從中獲得各式的參考資料,方便研究,因此最終還是保留這個大事記。

周光蓁寫《閻惠昌傳》時則採用另一種的做法,他是先聽閻惠昌說自己的故事,然後再去考證的:「因為這本書是以閻總的個人傳記為出發點,而另外兩本書是關於集體的書寫,情況複雜得多。這好比拉奏單音與雙音的分別——拉和聲的難度較高,一條旋律線便容易得多,只需在進展過程中加上一些裝飾音來潤飾,所以整本只花了三個月便完成。」

當一位「歷史偵探」

作為書寫歷史的人,落筆除了要注重文字的可讀性,更要確定資料的準確性,否則便會誤導後世。因此周光蓁總是憑著閻惠昌的記述,走到圖書館查證,譬如閻惠昌憶述當時他辭任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時,連北京官方媒體《瞭望雜誌》也有報導,最後周光蓁抱著懷疑的態度去查,果真有其事。事後周光蓁把那段報導的副本交給閻惠昌看,反令他十分意外。

有時這種如像偵探的工作,不但能核實資料的正確性,還能帶來滿足:「我訪問盧景文時,他十多歲時曾為南華日報畫漫畫,但他沒有留下剪報,只記得大約的年份,欄目叫『Pablo』,並用自己的本名,於是我回公司檔案室找,果然找到出來。我把資料交給盧校長,他高興到不得了。當看到他的笑容時,作為研究員的我是十分滿足的,那是金錢無法比擬的。」

除了核實外,周光蓁也可在史料中獲得意想不到的發現:「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間,香港有不同的英文報刊如China Mail、Hongkong telegraph等大報,南華早報當時只算是小報。令我感觸的是當時的音樂活動對那些英文媒體來說是很重要的,因此會詳細報道,除了紀錄音樂會曲目,甚至連樂團的樂手名單都會刊登。」周光蓁便根據那些人名作研究,發現當時樂手的流動性很大。

又例如透過黃志華在《前世》中的專文《不見經傳的三十年代音樂社熱潮》,周光蓁認為打破了一般人對「港英殖民化」的觀念:「所謂殖民化,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文化施加在被殖民者身上。但原來當時的華僑日報每天登粵語歌詞,香港電台設有粵語歌時段,這是不是殖民者應該做的事?所以這次研究能幫助我們看到從前音樂文化的光譜有多寬,也不能將『港英殖民化』看得如此簡單。」所以說周光蓁不只紀錄歷史,同時在還原歷史真相。

那些留下來的……

每次完成一本書,總會留下大量珍貴的資料,例如一整箱關於中央樂團的剪報、逾千小時的訪談錄音。可是周光蓁現在每天仍相當忙碌,只好將這些原始資料放著不動,他期望有天有時間整理後,將它們捐贈去值得收藏的地方。

除了捐贈外,他還有另一個想法:「我把《前世》的兩位研究助理所找到的資料全保留下來,如果把那些資料原始地陳列出來,應該會頗有意思的。不過若果要這樣做的話,可能便不是做幾十年的,而是整個世紀去做,我肯定當中會有更多值得看的東西。」

後記:

每當說起歷史、寫作等詞彙時,總予人一種很「重」的感覺。但跟周光蓁這位多次書寫歷史的人交談,卻有種輕鬆的感覺,大概是因為他真是樂在其中。他多番表示十分享受過程,例如曾為寫《閻惠昌傳》,一直寫到聽到屋外的鳥鳴,才發現原來已經天亮了。而且他把那些歷史化成一個個故事,當中有悲傷的故事、歡樂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沉重的故事,而他收集和述說那些故事的情況,又成為另一個故事(例如他從明儀合唱團的文件夾中,取出費明儀親筆批改的報告),因此能令人百看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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