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

（刊登於Arts Plus二月號）

剛在2017年年底出版的《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 – 1950s）》，是香港藝術發展局於2015年提出的出版計劃，由周光蓁博士中標，負責編撰這本書。當時筆者得悉這個消息時，已十分期望這本書，一來因為此前關於三十至五十年代的香港音樂狀況的史料散落在不同地方，缺乏較為完整的綜合論述，這本書正好能整合各種資料，為後人勾劃出那段「遺失歷史」的概況；二則因為周光蓁作為資深樂評人和音樂歷史學家，並曾著有《中央樂團史1956-1996》、《一位指揮家的誕生——閻惠昌傳》等書，對歷史研究和撰寫口述史富有經驗，予人信心。

《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超過四百頁，相當有份量。它分為兩個主要部分：「歷史口述」和「音樂專題」，前者包括十篇共關於十一位人物的專訪，後者包括七篇由不同專家（包括周光蓁）的專題文章。除這兩部分外，還有兩部實用的資料，分別是一篇超過兩萬字的緒論，綜論那三十年的香港音樂狀況，以及香港音樂大事記，表列出各項重要的音樂事件。

從大事記中，可見到當時其實不乏各式各樣的音樂活動，當中包括傳奇音樂家的演奏會，例如Heifetz、Rubinstein、Karajan等，即使放諸今天，若有那些級數的音樂家訪港，肯定是一件千載難逢的大事，更何況是數十年前的香港？而且上述的音樂會並不能輕易從網絡上搜尋到，因此更顯這本書珍貴之處。

受訪者包括郭利民（Uncle Ray）、林樂培、沈鑒治及其妻袁經楣、費明儀、盧景文、何承天、東尼‧卡比奧（Tony Carpio）、蕭炯柱、黎小田及羅乃新。這些受訪人的音樂背景各異，涵蓋不同領域和專業，既有作曲家（林樂培與黎小田）、演奏者（費明儀、東尼‧卡比奧與羅乃新）、電台主持（郭利民）、音樂教育家（袁經楣與蕭炯柱）、樂評人（沈鑒治）等，當中又可分為西洋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兩個種類，唯獨欠缺中樂（當時的「中樂」指的是粵曲、粵樂）方面的人物訪問，實在是美中不足。此外，單單通過十一人來描繪三十年的整個音樂發展史，感覺有點數量不足。話雖如此，畢竟年代久遠，能夠找到適合的人選，並仍能接受訪問的人的難度很大，相信周光蓁已用最大的努力。事實上，他透過部分受訪者帶出父母輩的音樂故事（例如借黎小田講述黎草田），藉此豐富內容，彌補數量上的不足。

觀乎各受訪者的故事，儘管每人的經歷各異，但細閱的話還是可看出一些共通之處：他們的家景大多不俗，父母接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好像郭利民、黎小田等出身自中產家庭，費明儀的父親更是名導演費穆，自幼成長於文化圈子裡，這也許說明當時要有良好經濟條件才能學習音樂；此外眾人的學習環境很自由，機遇也好像較今天來得容易，盧景文便是最佳例子——他就讀拔萃男書院時雖然正統學科的成績平平，卻能在運動（足球和跳水）、美術和音樂等領域自由發揮，又因著恩師的分析而學習需求大的圓號的他，遂成為中英樂團（香港管弦樂團的前身）的第一位華人圓號手。

藉由各人的訪問，還可看到外來的西人和南來的中國人為那時代的音樂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一些名字經常在各人口中出現，例如鋼琴家夏利柯（Harry Ore）、中英樂團指揮白德醫生（Solomon Bard）、璇宮戲院主人歐德禮（Harry Odell）、聲樂家趙梅伯等，他們無疑是開荒牛，為當時的香港引進高水平的音樂文化，值得在香港音樂歷史中留名。

至於七篇音樂專題文章，部分主題補足了前部分未被提及的狀況，例如黃志華的《不見經傳的三十年代音樂社熱潮》和吳月華的《城市創意：粵曲、粵劇與新媒體的跨界互動》便彌補了粵樂方面的論述。而周光蓁親撰的《日佔時期的香港音樂初探》更是珍貴，因為這時期的音樂紀錄不多，該文章確能讓讀者一窺非常時期的香港音樂活動狀況。

總括而言，《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絕對是一本難得而重要的研究書籍，整理出香港早期音樂發展的概況。話說回頭，近年有不少相似的演藝研究項目，除此書外，還有「香港戲劇資料庫暨口述歷史計劃（第一期）」，據聞舞蹈方面也有類近的計劃。看來近年本土主義的興起，確實令人多關注香港的歷史，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