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指揮家

若龐統地用一個十年分隔出一整代的人，那麼曾智斌（Jimmy Chiang）與吳懷世（Wilson Ng）無疑能稱得上便是兩代的指揮家。他們的年齡不但相差十年左右，獲獎的年份同樣是前後相距十年：曾智斌在2007年以29歲之齡勇奪國際馬塔西契青年指揮大賽（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Young Conductors Lovro von Matačić）冠軍；十年後，年屆27的吳懷世則在蘇提爵士國際指揮大賽（International Conductors' Competition Sir Georg Solti）中勇奪亞軍，在此的前一年，他更在美國阿斯本音樂節（Aspen Music Festival）中奪得指揮大獎（James Conlon Conductor Prize）。

在成為指揮前，二人都曾以獨奏家的身份站在舞台上。曾智斌本身是位鋼琴家，他憶述父母說他兒時一聽到音樂便會像指揮般手舞足動，證明自己天性喜歡指揮。只是曾智斌直到伯恩斯坦逝世時看到一套關於他的影片後，才令他立志朝往指揮之路。對於這種轉型，曾智斌認為是一個必經的階段：「正如當教宗前怎可能未做過神父？指揮要面對一眾音樂家，若自己未曾演奏過便去指揮他們是說不過去的。」

相對於曾智斌，作為長笛好手的吳懷世的指揮路起步較遲，他坦言雖然在拔萃男書院就讀時曾指揮過，但那時還是比較喜歡演奏，令他改變的竟是願望成真的一刻：「當時香港藝術節為我舉辦長笛演奏會，是我夢寐以求的事。可是完成後我有種失落感，於是反思自己真正想做甚麼。」

結果吳懷世決定嘗試去當指揮，並前往歐洲找尋老師請教。他的第一位指揮老師，正是身處維也納的曾智斌：「Jimmy免費教了我數堂，指出我的長處，更重要的是他對我的肯定和鼓勵，改變了我的生命。」曾智斌表示當時很喜歡吳懷世來找他：「我很高興有香港人來找我，因為我覺得一定要出國學習音樂。」不過曾智斌跟吳懷世的背景不同，他走的是較傳統地從鋼琴家轉成指揮的路，而吳懷世則是從樂團內的樂手開始，因此在教授過程中，他亦學習到如何從另一種方法來發展指揮的事業。

比賽成必經之路

對於現代的音樂家，參加比賽好像已經成為必經階段。曾智斌覺得比賽是發展事業的一種方法：「雖然現在有太多比賽，個個都是『世界冠軍』，但至少是一個起步。我以前也參加過鋼琴比賽，有時比賽前已清楚知道不會贏，參賽的意義在於將比賽曲目變成我的演奏曲目，讓我有動力去練習。」曾智斌表示自己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修讀指揮時一直想透過比賽來磨練自己，只是他的老師很嚴格，認為他未達比賽的水平，所以他花多數年學習：「最終都是我主動找比賽來參加，因為時間不等人的，當你年紀越大，便會看到越多年輕指揮在歐洲的樂團擔正，所以不能浪費時間，你覺得是時候的話便要去馬。」

吳懷世也是主動參加比賽，報名前並沒有請教任何人：「我之所以參加蘇提爵士國際指揮大賽，首先因為是免費的，另外有機會指揮他們的樂團已令我心滿意足了。」他當時的對手不乏歐美職業樂團的指揮，因此他沒想太多，以平常心面對，最終竟獲得佳績。

獲獎後令吳懷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曾智斌的一句恭賀說話「Now the game begins」。曾智斌表示當年勝出比賽後有位記者跟他說：「Now you are on the top and you are alone。」的確，勝出比賽對音樂家來說是重要的一步，同時只是一個開始。吳懷世認為比賽是一個確認（confirmation），特別是他並非在歐洲學習指揮，獲獎使他打穩在歐洲的基礎，但這條路要怎樣行還得看自己：「目前是有些邀約，雖然不算多，但我也不心急的。」

曾智斌分析應該把表演和當指揮這兩回事分開：「跟鋼琴家不同，當指揮即是你要有一隊樂團，也就是說你要找工作，而且位置只有一個，就是當樂團的老板。」另外還要考慮找哪位代理人：「他們最多幫你兩年，特別是亞洲人的話，獲獎的新鮮期用盡你賺夠後，他們便會找其它人。」

如「孤兒」的本地音樂家

經過多年的努力，曾智斌當上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指揮，近年又多了一個維港音樂節藝術總監的銜頭：「舉辦音樂節的念頭早於我還在弗萊堡工作時經已萌生，只是直到現在才能實現。創節的原因是我知道亞洲音樂家，特別是中國人在歐洲的地位不高。香港音樂家在外地更如同『孤兒』，缺乏政府的支持，不像俄羅斯的音樂家，他們本身是很厲害，但背後還需有普京的支持，或有像格吉耶夫這樣的大音樂家帶他們出去。因此我希望透過音樂節，把香港音樂家帶出去，讓歐洲觀眾認識。」曾智斌說。

觀察這兩屆維港音樂節的節目，很容易發現兩地的音樂家經常會同台演出，曾智斌直言這是音樂節最重要的元素：「當中難免有市場考慮，只有香港人的音樂會吸引力不夠，但同時兩地的音樂家可以互相學習，特別是概念上的交流是非常有意思。」

吳懷世認同這些交流是香港年青音樂家所需的：「我們不是沒有好的音樂家，只是他們可能因各種理由無法去外地進修，如果有人能把外地的音樂家帶來讓我們學習，會是非常可貴的機會。這跟我籌辦馬勒樂團的理念如出一轍，很高興Jimmy在《極致維也納》音樂會中找我們合作，樂團在九月亦會到韓國跟當地的專業樂團演出，貫徹我創團的理念。」

不難看出這兩代指揮家在發展個人事業之餘，不忘關心本地音樂界的發展。曾智斌除了盡他的能力外，亦覺得教育制度的改變同樣重要：「我們要改變大眾，特別是下一代對音樂的看法，如果他們思想上的出發點，例如聽音樂會的理由是錯的話，那就很難改變過來。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香港人較看重演奏單位的名氣，外國的較留意演奏曲目。若要改變這種文化，便要從教育入手，而談及教育，便要看政府的態度了。」

吳懷世對前景是樂觀的，因為香港還有很多東西未有人做，反觀外地已做了很多事情，要帶來改變反而更困難：「不論是Jimmy的音樂節還是我樂團搞的創新音樂會，都帶到影響出來，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做到甚麼便做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