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of page

甘為藝評當凡夫——專訪周凡夫

周凡夫——一個大概在香港寫∕讀樂評的人都必定認識的名字(迷信風水的人可能會認識當堪輿學家的周凡夫),雖然筆名為凡夫,周凡夫的成就絕非俗子可及:其筆跡遍佈中港台澳,涉獵的評論範圍甚廣,一直從不同的平台、組織和媒介推廣音樂藝術。他更曾在二零一一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表揚他多年來的貢獻,此等榮譽非一般藝評人可得到。

周凡夫對音樂的熱愛萌芽於中三時期,在中三前,他最鍾情的竟是畫畫。「那時我十分喜歡畫畫,甚至認為自己會當畫家。不過中三那年的音樂老師唱歌非常動聽,立刻令我發覺音樂原來是這樣美妙,所以開始玩好多樂器,以為自己可以當音樂家。」不過,想和做永遠是兩碼子事,周凡夫很快發覺自己不可能玩下去,因為別人 7、8 歲已經開始學樂器,自己「手已經硬晒」才開始,實在沒法跟人家比。

然而,對音樂不離不棄的周凡夫,很快便把興趣轉向另一個方向:作曲。「中學畢業時每人都要作曲,從三首李白的詩中選擇其中一首,以那首詩作為題材作一首歌。其實不過是作一首簡單的歌,但對我的同學來說十分困難,所以很多同學的功課其實都是我當槍手,由我代寫的。」

雖然對音樂的興趣達到狂熱的程度,周凡夫大學時期並不是修讀音樂,畢業後從事的也是跟音樂毫不相干的紡織業。「當時一定需要很多錢才可以讀音樂,而且讀完後也賺不到錢,所以我痛苦地放棄選擇讀音樂。而那時候(60 年代)做紡織是最賺錢的行業,因此畢業後便投身紡織業,在由唐炳源(即唐英年的祖父的堂兄)創立的南海紗廠工作。南海紗廠是香港紡織界的少林寺,很多人在那裡工作兩三年便出來。」但周凡夫一做便做了二十幾年,期間從不間斷地筆耕。

修讀工程的我總覺得,不是科班出身的人寫樂評,或多或少比讀音樂的「蝕底」。以讀鋼琴的人為例,他們肯定認識很多鋼琴曲目,熟知各種鋼琴技巧,有自己一套的彈奏心得,又可以引用古今中外的名家的演繹作比較。但周凡夫卻不以為然,因為讀音樂的人可能會被潛然默化,反而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儘管如此,周凡夫在寫樂評時都會發現自己「評而後知不足」。於是他從各種渠道吸取知識。「我最好的師父是圖書館,當時經常在那裡寫文。我又會聽很多卡式錄音帶。」此外,從前輩中學習也是進修的方法。周凡夫隨口便拋出幾個名字來,如黎健、沈鑒治和陳浩才。當中黎健對他的影響尤其明顯:「我們長期在電台合作,互相影響對方,他在中國傳統音樂方面影響了我,而我在流行音樂方面影響了他。」

「那麼在自學過程中會不會走了冤枉路?」我好奇地問。「當然會,」周凡夫說「但我不會叫冤枉路,而是交學費。」

他還指出另一個學習對象——編輯。初時周凡夫投稿到不同報館,後來人家找上門,自此便有「地盤」穩定地供稿。「當時當編輯的人有一定資歷,掌握到現狀,而且夠膽改來稿。看他們改過的稿,跟自己的原稿比較,可以從中學習。」我十分認同這點,因為自己亦曾有過這段經歷:我曾為信報一個欄目「80 後博客」寫文章,由個人感興到社會評論的文章都有,當時負責這欄目的編輯李志榮經常給我意見,使我文字功力大增,為日後的寫作路打好基礎。(有趣的是訪問完結後,我便在電梯中巧遇李志榮。)

正常心態,處變不驚

即使已經寫了評論一段日子,我在寫文章時還是會偶然感到痛苦,亦生怕寫錯東西。前者是因為行文時出現腦閉塞,或是該場音樂會根本無事可評,無從入手。至於後者,因為文以載道,評論本身有著教化的作用,若文章出錯,可能會「教錯讀者」,關係重大,作者必須負文責。

問周凡夫會否有相同感覺,他斬釘截鐵說不會有痛苦。若真的無事可評,也可以反過來以此入手,解釋為何無事可評。至於避免出錯的方法,就是收集工作書。「雖然現在是互聯網年代,很多東西都可以上網查,但資料不一定準確,只能信一半。而實體書出版較嚴謹,出錯機會小,所以藝評人必定要收藏一些如字典一類的工作書傍身。」另一個辦法是保存資料,即把過往的演出資料保留,建立一個資料庫,並且不停更新,把它成為支援自己文章的有力工具,有助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弄清楚,減少出錯的機會。「好像上年港樂演戰爭安魂曲,說這次是香港首演,並刊於場刊中。其實他們早於 1982 年演奏過,結果要在場刊中夾附更正啟事致歉。這就是沒有翻查好資料之過。」

然而,最重要的是心態。「犯錯其實不是太大件事。好像面對年輕藝術家,明知他的藝術仍不成熟,我們還會給予機會。犯錯是人成長的必經階段,評論人亦然。所以即使寫錯東西,也不用太憂心,應用正常心態對待,做到處變不驚。」

談到心態,周凡夫跟我分享他筆耕多年來遇上的一些古靈精怪事,例如有年聖誕節,他收到一封匿名卡,卡上寫滿粗言穢語;在深夜收到莫名奇妙的電話。面對這些事,他都一一處之泰然。他又說,面對被自己批評的人,他完全不會感到半點尷尬,因為自己能以平常心態對待。

其實他曾把這些經歷總結,撰寫成《樂評人應有的心理狀態初探》一文,收錄在〈評論音樂評論——新世紀樂評研討會文集〉。而我在數年前已經讀過該篇文章,它無意間為當時的我起「定驚」的作用:那時候我在報章寫了一篇樂評,批評一場音樂會的質素,後來從一些渠道得知當事人很憤怒,說要告我、跟我「見下面」。雖然有位讀法律的朋友跟我說香港有言論自由,根本不用怕,但畢竟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心底多少有點不安,幸而讀了那篇文章,知道更嚴重的事也曾發生在前輩身上,明白這些是樂評人必須學會面對的事,也知道應該用正面的態度面對之。

藝評的時代變遷

從 60 年代尾開始寫評論,到現在筆耕超過四十載,筆桿從未停下來,這份堅持實在令人敬佩。而這份堅持,源自對自己的了解。「我 23 年來沒有轉過工,期間不斷有人找我到一些細廠當廠長,但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寫作,怕當了廠長會沒有時間寫東西,所以沒有離開。只是後來南海紗廠要搬離香港,自己不欲離開,只好選擇『被退休』。然後自創公司,轉為全職寫作,才發現原來有很多東西可以寫,除了樂評,還有新聞稿、導賞、場刊,同時為不同藝團做剪報,也足夠讓我維生。」周凡夫說:「世事就是這樣,一扇門開了,另一扇便會關上;當你以為一扇門關了,另一扇又會開了。」

多年寫藝評的經驗令周凡夫對藝評有深刻的感受:「很多傳媒都想問藝評人就一些事發表意見,卻不打算出酬勞。這是在香港縱容出來的文化。藝評人在寫作前後都要下功夫,你其實是在買他們的知識,怎可以不花一毫便想獲得?」所以他 80 年代到香港電台工作時,便爭取給嘉賓一定的酬勞,以示尊重。最終此事在曾葉發當台長時成事。

從酬金引伸到藝評本質的問題。「藝評不只是就演出寫意見,它可以加強表演的影響力,深化觀眾的思考。寫藝評的過程亦是一種成長的訓練,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說,透過寫作可以訓練他們的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而且撰寫藝評的過程可以使他們深入接觸藝術,讓藝術進入他們的生命。我們不期望所有人都會成為專業藝評人,但藝評確實可以成為一個漫長的教育課程。藝評不是少數人之事,而是能夠改變一個人生命的眾人之事。」

周凡夫一路走過來,見證藝評的種種變化。60 年代文社文化盛行,每個學系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月刊等同人雜誌,這些刊物催生很多文藝人和新聞人出來。周凡夫也有為它們撰寫過散文、雜文、畫評和樂評,同時為 6、7 份報紙包括新晚報、星島日報等供稿,因此那時候從不缺發表藝評的空間。可惜文社文化逐漸式微,而且自 90 年代開始,報業競爭劇烈,文化版變得可有可無,很多報紙都刪減文化版或副刊,令發表藝評的平台「買少見少」。加上現時編輯不太敢用外來稿,使新人更難進入。「所以 IATC 近年的工作其實就像為傳媒找新人,成為兩者之間的橋樑。」

另一個變化是藝評人身份複雜化。周凡夫初時是以寫評論為主,也有很多人找他為音樂會寫宣傳稿。後來他接到越來越多的要求,例如一些藝術節要求他看一些節目,然後問他意見,好讓他們決定是否製作那些節目,即變相要他幫忙「睇版」;內地各個音樂廳如星海音樂廳會請周凡夫跟他們舉辦關於劇場營運和場地管理的講座。此外他亦經常收到邀請,跟不同藝團——由樂團、劇團到舞團四處外訪。「我可能是全香港跟藝團外訪次數最多的藝評人。」由於身份變得複雜,他學會用不同的標準來面對不同處景(可參考他的《藝評人與藝團外遊面面觀》一文)。與此同時,他把自己的工作簡單化,停止寫畫評和流行音樂評論,專心應付日益複雜的工作。

除了上述的變化,不停在變的還包括人,這叫周凡夫不由得感性起來。記得數年前參加了 IATC 的一個藝評寫作計劃,計劃的最後一個活動是學員文章發佈會,周凡夫在會上表示覺得自己一直在行山,回頭看卻不見後來者的蹤影,有種「獨自在山峰」的孤寂感。今次訪問也談及那天的講話,周凡夫說:「行山的獨特之處是除非有很美麗的風景,令你想回去再看,否則你只能一直向前行,這是一種意志力的訓練。而當你行得越久,看到的事物會越多越深刻,情況跟寫藝評差不多。不過當你行得越高,相伴在旁的人越少,這關乎寫作的持久毅力。我在這個圈子那麼久,見證了很多人的離隊,他們因種種原因不再寫藝評。」周凡夫知道自己終究有一天會離隊,但在這之前,他希望能繼續評論下去,因為藝術圈需要資深的人提出各種問題,也只有具經驗的人才能指出那些問題。同時,他希望會有更多人願意花更長時間投身藝評,為藝術發聲。

作為正處於山腳位置的新手,面對已經走過不知多少個山峰的前輩,一種莫大的距離感油然而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可到達周凡夫走到的高度,彷彿周凡夫已經成為一座難以翻過的高峰。更重要的是,自己究竟能走多久,會否在中途離隊,也是無知之數。只是,再三思量,如其擔憂未知的將來,倒不如專注於當下,多欣賞山腳的風景,寫多一篇樂評就是。

後記:筆名的由來

在訪問期間,周凡夫跟我說了筆名的由來。當時《南北極》雜誌訪問星島晚報的老闆胡仙,然後在文章中對她嘲諷一番。結果胡仙盛怒之下,下令星島報系不准使用在南北極寫文的作者的來稿。碰巧周凡夫同時為兩者供稿,他只好改用新筆名。說著他拿出身份證給我看,證上寫了他的真名——周卓豪。「我爸爸本來打算生四名兒子,分別名為『豪‧言‧建‧國』。怎料最後他只生了三名兒子,無國可建。這時候我覺得這個名字實在太誇張,倒不如平凡一些,於是取新筆名為周凡夫。」雖然他沒有口中無豪言,卻手裡握鐵筆,一直在慢慢地、默默地改寫這個國,風雨未停。

標記:

 RECENT POSTS: 
 FOLLOW me: 
  • Facebook App Icon
  • YouTube Classic
 SEARCH BY TAGS: 
bottom o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