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樂廳外發聲——洪思行與龍文慧對話

（刊登於Artism Online 2015年 12月號）

前言：今年九月，港鐵忽然以「行李過大」為理由，阻止攜帶大型樂器的學生乘坐港鐵。事件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刻引起社會反彈，特別是音樂界的強烈不滿。先有揚琴教師龍文慧（Mavis）發起「號召各界攜帶大型樂器搭東鐵」行動，我亦發起「樂器非行李 港鐵欠道理」的網上聯署，用實際行動來表達訴求。

龍：龍文慧 洪：洪思行

洪：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會主動發起行動的「行動者」，還是跟隨別人行動的「追隨者」？

龍：我以前是「追隨者」，但是近年的社會事件令我逐漸改變。媽媽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每次當我為社會事件感到氣餒和無力的時候，她卻認為明知改變不了狀況，但只要是對的事，無論如何都應該去做，總好過甚麼都不幹。就是這份堅持成為我的推動力。

洪：我問這條問題，其實是好奇有甚麼事令我們會走出來。就我而言，我從前不但是「追隨者」，更是很厭惡政治。但我在大學上莊後開始改變了，因為上莊，我會留意大學和其他莊的活動和事務，再加上自己其中一個莊務是協助每月出版一份報紙，當中一些報道和投稿欄目都是我負責撰寫，這不僅培養我寫作的愛好，也令我留意身邊的時事，甚至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對比你的行動，我覺得自己不算行得好前。

龍：但至少做了些事，不是乾坐著，沒有行動。

洪：對。說實話，我這次發起聯署或多或少跟你的行動有關係。自從事件發生後，你很快便在Facebook上「吹雞」，那時候我覺得你的行動有個問題，就是沒有清晰的訴求，讓外界知道你確實是想爭取甚麼，所以我覺得我那份聲明可以補足你的行動。當然後來你也有在Facebook上梳理出你們的訴求。

龍：其實我也有留意到你的聯署，我是十分認同的，所以亦有簽署。我覺得你是整個行動的其中一部分，大家的理念相近，只是那時候我已經十分忙碌，沒有時間接觸你。

洪：我覺得那種危險是，沒有釐清訴求的話，觀感上會令人覺得行動當中有種報復的心態，要趁機踩場搞事。不過我覺得你的行動還是要去做，所以即使有記者問我對於行動的看法，我沒有多講，只說各有各做。

龍：確實如果只有一個人行動的話，力量一定不足。當初我之所以會一個人發起行動，是那時候我看著關於浸大學生的報道，我覺得一定要做點事，因為學生在能力上和經濟上都比較不足，他們理應是被照顧和保護的一群。

當我決定要行動後，曾思考過要不要找人幫忙。但是我覺得多人有多人的麻煩，若果花太多時間討論，等到事件降溫才行動，便會失去效果。所以我不再考慮太多，做了才算，至少製造一些noise，自然會有人來給予意見。

事實上，事後有很多人，不論是認識與否，都有接觸我，有些是要跟我道謝——包括那些因自身情況不敢公開支持我的人；有些是校長們跟我反映這是一個righteous act，讓我感到不用擔心工作會否受影響；有些是社運界的活躍份子和政界中人，他們除了支持我，還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

洪：我也遇到相似的回響。有朋友跟我說她其實很想做類似的行動，只是不知如何開始，很高興見到我發起了聯署。坦白說，我一直覺得聯署對事情發展沒有太多實質影響，即使最後收集到八千多個簽名——這是一個連社運界的朋友都覺得很厲害的數字——到頭來只不過換來相信是一式一樣的官方回覆，但我仍是抱著「點都要做一些事」的心態去做。而朋友的意見令我有一番體會：原來我們的行動，是能讓別人去追隨，使大家都可出一分力。若我們甚麼都不做，可能其他人也無法行動。

話說回頭，就這份聯署，我還有另一個疑問，就是八千這個數字究竟代表了甚麼？按社運界朋友的說法，這算是很大的數字，但放諸全港七百萬人，八千這個數字只是很小的部分。特別是我們都是透過網絡發起行動，數字上的多寡像是虛無飄渺，該如何定義「成功」？

龍：我的行動event page上顯示有二千多人出席，那時候記者問我預計有幾多人真的會出現，我說我真的不知道，因為在網上說會出席，不代表真的會出現，畢竟是次行動的號召沒有約束力。所以那時候我想有十個人出現就十個人行動、有廿人出現就廿人行動，有人出現便可，總之就要堅持到底。

其實我的行動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十月三日的行動本身，第二是令傳媒注意這件事，好讓它們有一個「點」去跟進。從這個層面來看，我覺得這個行動是成功的。

離地的音樂人

洪：今次事件還有一個話題，就是音樂人如此直接地介入政治。關於這點，我曾看過一篇批評你的文章，起首就是說「一向離地的音樂人」，你同意音樂人是離地嗎？

龍：我不認為音樂人是離地的。就我認識較深的中樂界，我明白有很多人跟大

陸有聯繫，才不敢多出聲，其實還是有不少前輩支持我的行動，我也知道很多玩band的人是很積極投入社會運動。雖然的確有很多音樂人沒有理會社會事件，但我認為每個行業都是社會的縮影，總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走出來。正如我媽媽所說，只要有人帶頭，自然會有人追隨。如其說音樂人是離地，倒不如說香港有很多人都離地，只顧自己上到樓與否、有沒有時間照顧小朋友。

洪：我先要為我所說的「音樂人」定下一個範圍，畢竟玩爵士的、玩流行的、玩indie的、玩古典的人都是「音樂人」，我只能集中說比較熟悉的古典音樂界。我覺得音樂人是離地，精準點來說，是他們的表達手法離地。例如作曲家，他最熟悉的表達方法是創作，我記得年初看過一個手鈴音樂會，其中一位作曲家為他的新作說明其中一個樂章共有八十七個小節，以記念去年的一件大事。我心想，若沒有文字說明，聽眾怎可能知道？至於玩樂器的人，他們最熟悉的表達方法是演奏，但能夠讓大眾立即明白音樂含義的曲目不多，所以最常用的就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若大眾不明白音樂背後的訊息，對他們來說，音樂人當然是離地的。即使他們想用其他方式去表達訴求，也可能像我的朋友一樣「唔識點搞」。當然我亦不能否認總有些音樂人是完全政治潔癖，只顧自己生活安好穩定，不想讓政治沾上身。

我也想過如何讓外界覺得音樂人是接地的。我覺得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透過行動去讓他們能夠參與其中，令他們自覺「我也能出一分力」、「要行動其實唔難」，進而希望他們可以從「追隨者」轉變成「行動者」。

龍：我曾經想過搞工會1，因為業界其實正在面對不同的問題，單是說教學的人，經常會遇到被學校拖糧的問題，工作欠缺保障。反觀其他的專業界別，它們有工會就行業的問題作出行動。所以我覺得成立工會是一個有機會連結和engage大家來行動的方法。不過我知道成立工會的路非常漫長，目前是不可能的。

面對批評

洪：說到批評，我知道無論在發起行動期間，抑或完結後，都有很多人抨擊你，你是如何面對批評？

龍：正所謂「曹操都有知心友，關公都有對頭人」，我明白無可能討好所有人，無可能令所有人都覺得我是對的，「行得出來預咗要還」，我的底線是批評我的人不要影響到家人。

而當我在最脆弱最低潮的時候，會想起學民思潮和學聯的同學們，我覺得他們很厲害：既要投身社會運動，還要兼顧學業，同時面對被起訴，他們究竟是如何挨過來？我自己搞一個這樣的行動，已經令我很疲倦，但每當我想到他們，我會覺得很感動，亦能重拾勇氣和動力走下去。

洪：其實當我看到港鐵訂出來的登記計劃的條款，我感到失望，原來搞了那麼多，到頭來還只能懇求港鐵不行使條款，再加上一些人的冷嘲熱諷，感覺不好受。每當我遇到這種情況，我會想起魯迅在《吶喊》的自序中那個鐵屋子比喻。那個比喻表面在說面對困境，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大聲吶喊，叫醒其他人，一起想辦法破屋而出，即使最終可能甚麼都做不到，總不能抹殺絲毫的希望。不過如果再仔細思考那個比喻，它也點出覺醒之後，在破屋之前，我們必須承受屋內悶熱難受的狀況，這是通往成功前必經的考驗。我覺得在成功前，需要有面對痛苦的覺悟。

累，但仍要吶喊

洪：回顧整個行動，你有甚麼感受或得著？

龍：累，不過是有價值的。自問自己是一個關心社會的人，經過今次之後，我不敢說完全了解各個事件背後錯綜複雜的關係，但確實是學到很多東西，也感謝很多人私底下給我很多意見和幫助。這件事肯定到我的一個信念：我不能強求全部人的支持，也明白會遇到很多反對的聲音，但只要有信念，並且相信自己的信念是對的，自然有人會陪著我走那段路。

至於得著，我覺得是獲得一些人的尊重，朋友會更認識我，不會以為我是只顧玩音樂，不問世事的人。

洪：我也覺得累，雖然只不過是網上聯署，看似簡單，其實還是有很多東西要做，例如我會快速地檢查聯署人的名字，盡量刪去重複的。如果遇到疑似在「玩嘢」的名字，譬如說真的有人填了「梁振英」，我都會刪除，因為我不想招人話柄。另外當我發現有人在「身份」一欄填了身份證號碼，當然要立刻刪去。

在收集名字期間，我是完全沒心機做其他事，就是坐在電腦前，不停檢查收集名字的情況。當名字越來越多的時候，系統更新需時，令我的電腦運作得很慢，這實在很擾人。

即使到現在，我還是對聯署的實際作用抱有懷疑，但我覺得還是應該要去做。因為如果凡事都如此犬儒，甚麼都不幹，那就一定不能改變任何事。

龍：對。我覺得近年確實多了人關心時事，特別是在一班學生領袖的影響下，年輕一群也願意留意政治。同時也有一些藝人敢於發聲，他們的表態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因為他們面對的利益抉擇更大：只要他們忍氣吞聲，就可以拓展大陸市場，獲得更大的利益，但他們選擇忠於自己，追求自由，他們的抉擇更能鼓動人心。我希望將來逐漸有越來越多人發聲。

洪：無疑這是一個大趨勢，特別是現在有Facebook、YouTube這些工具，發聲的門檻低了很多。不像從前，若要大眾知道個人的意見，可能要打電話上電台、投稿到報館，希望編輯會刊登，現在一句Facebook status，已經可以令很多人知道你的想法。

龍：以前真的想像不到一個人可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但現在即使是一位年輕人拍一段片，都可以引起好大的迴響，正如我的行動一樣。

只不過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人是過份驚恐，正如我最初發起行動時都懼怕會失去工作，不過實際上並無影響，甚至有校長和家長走來支持我。我明白這次事件相對neutral，爭議不算大，但我見有些人在一些政治事件上，明明自己有想法，不但不敢表達，甚至連簡單的按like和share都不敢。我們面對這種白色恐怖，更加不能退步，否則我們的自由只會越來越少。

後記：自從貝多芬用音樂宣告自己對「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願景後，世人驚覺原來音樂不只是「絕對音樂」，也不只是用來風花雪月，還能表達強烈的個人理想和情感，令後來的作曲家紛紛跟隨，開啟了浪漫時代。而在網絡新時代中，音樂人表達的方式更為直接，我們發聲的方式不只是音樂，發聲的地方不再囿於音樂廳中，更加不必留在台下聽著一個「大台」的聲音。

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新時代中，不難預見會有越來越多人從過往的追隨者，轉變成行動者。今次針對港鐵事件的行動便是一次音樂人用行動直接介入社會事件的實例。事實上，早前音樂界聯署要求「港樂必須支持本地音樂人才」、甚至是「演藝學院換地毯」事件，或多或少都在印證這個趨勢。

註1：關於演藝工會，Artism Online 2015年3月號的《藝評沙龍》曾有相關討論，詳見：http://www.iatc.com.hk/doc/54423?issue_id=54349